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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國成立后的全國掃盲運動

發布時間:2020-04-30 09:39:36來源:河北共產黨員雜志新聞熱線:0311-87908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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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1950年開始,全國性的掃盲運動在農村和城市大規模地推展開來。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2018年,全國九年義務教育鞏固率達94.2%,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已達到48.1%,高于中高收入國家平均水平。中國實現了從文盲半文盲大國向教育大國的歷史性跨越,正向教育強國邁進。70年滄桑巨變,當時光回溯到70年前,在一個千瘡百孔的爛攤子上,新中國又是如何通過掃盲運動,建立起文化自信和建設激情的?

  全國掃盲迫在眉睫

  新中國成立以前,大多數勞動人民被剝奪了受教育的權利。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擺在新中國締造者面前的是:全國5.4億人口中有4億多都是文盲,文盲率高達80%。農村的文盲率高達95%以上。有的地方十里八村都找不到幾個識字的人。更為急迫的是,有的黨員干部文化水平也很低,面對國家建設的新局面,出現了“不怕槍不怕炮,就怕寫報告”的窘境。要把中國從一個落后的農業國改造成一個現代化的工業國,就必須提高勞動者的教育文化水平。掃盲,成為擺在新政權面前的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

  早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中就指出:“從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中掃除文盲,是新中國的一項重要工作。”新中國成立后,建設一個什么樣的教育制度顯得更為迫切。1949年12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制定的《共同綱領》中明確指出:“要加強勞動者的業余教育和在職干部教育。”12月23日至31日,教育部在北京召開了第一次全國教育工作會議。這次會議奠定了新中國教育體系的基本框架和格局。

  1950年9月20日至29日,教育部和中華全國總工會在北京聯合召開了第一次全國工農教育會議。毛澤東出席大會,朱德、李濟深、董必武、郭沫若、黃炎培、李立三在會上講了話。時任教育部部長的馬敘倫在開幕詞中開宗明義,工農教育應該以識字教育為主。會上,代表們暢所欲言,提出了“推行識字教育,逐步減少文盲”的口號。隨后掀起了第一次全國性的掃盲運動。

  12月14日,政務院批準并轉發的《關于開展農民業余教育的指示》中首次提出了掃除文盲的對象和標準。1951年1月,全國職工業余教育委員會成立。到1951年底,全國有170余萬工人參加了學習。

  各地掃盲如火如荼

  適合中國國情的掃盲運動在全國各地蓬勃開展。掃盲班遍布工廠、農村、部隊、街道,人們以高漲的熱情積極投入到文化學習中。各地各單位采取多種多樣的教學方式,在軍隊,賽跑不用發令槍,誰先寫出規定的字誰起跑。戰士行軍時,背包上寫有文字和注音,方便后面的人邊走邊讀。在冬季農閑季節,舉辦冬校、夜校、識字班,集中進行掃盲。夏季農忙時,推行小黑板下地、挑擔識字、趕牲口識字,抓緊時間分散學習。

  從城鎮到農村,到處都是瑯瑯的讀書聲。學員中有十多歲的孩子,也有頭發花白的老人,還出現了夫妻、婆媳一起學習的動人景象。其中,中國人民解放軍西南軍區模范文化教員祁建華創造了“速成識字法”。某野戰軍采用這一方法后,于1952年3月底消滅了全軍的文盲。此后,全國各地迅速辦起了實驗班。教育部、團中央、北京市文教局聯合舉辦的北京東郊高碑店農民實驗班中,26名學員經過164小時的學習,認識了1638個字,并能初步寫信。天津紡織工人速成識字班,經23天的脫產學習,平均每人由原來認識521個字提高到2108個字。

  工農速成中學的學生在學習

  1952年5月15日,教育部發出《關于各地開展“速成識字法”的教學實驗工作的通知》,并確定河北省為“速成識字法”實驗區。推行“速成識字法”以后,全國城鄉參加掃盲識字學習的人數大量增加,學習方式也多種多樣。如工廠的“車間學校”、農村的“地頭學習小組”、婦女的“炕頭學習小組”、運輸隊的“火車隊學習小組”等。

  1953年11月24日,掃除文盲工作委員會發布了《關于掃盲標準、畢業考試等暫行辦法的通知》,其中規定:在識字方面暫以能識到500字以上而未達到掃盲標準者為半文盲;不識字或識字數在500字以下者為文盲。掃盲標準,干部和工人一般可定為認識2000個常用字;農民一般可定為認識1000個常用字;城市勞動人民一般可定為1500個常用字。

  到1953年止,在職工中掃除文盲近100萬人,農民中掃除文盲308萬人,許多從“掃盲班”畢業的學員升入了業余學校。全國第一批沒有文盲的工廠出現了,如長春新華印刷廠、北京人民印刷廠、撫順露天煤礦北機電廠等。農村也出現了不少“文化村”。

  典型經驗示范帶動

  山東省莒南縣高家柳溝創辦“記工學習班”的經驗是在農業合作社過程中涌現出的一個典型。1954年,高家柳溝村辦起四個初級農業社,1955年,又合并成一處高級農業社。這個村在辦社過程中遇到的困難是缺少有水平的記工員,社里經常因賬目不清產生矛盾。有的社員說:“社好辦,賬難算,不如趁早散伙去單干。”

  在這種情況下,高家柳溝村青年團支部辦起了記工學習班,本著把學習內容和記賬結合起來的原則,組織青年學文化。首先解決記賬問題。大家先從學寫社員名字開始,然后再學各種農活兒、農具的寫法,“做什么,學什么”。初春時,社員忙著春耕和送糞,他們就學“春耕”“送糞”兩個詞。該深翻地了,他們又學“深翻地”三個字……經過兩個半月的學習,參加學習的115名青年,有19人能當記賬員,92人能記自己的工賬,不能記賬的只有4人。合作社缺乏文化人的困難逐步得到解決。

  莒南縣將高家柳溝村的做法上報山東省團委并共青團中央。1955年秋,毛澤東看了團中央轉來的材料后,作出批示:“這個經驗應當普遍推行……記工學習班這個名稱也很好,這種學習班,各地應當普遍仿辦。”批示在全國農村掀起了“人人下地帶本書,戶戶傳來讀書聲”的學習高潮。

  與全國掃盲運動并駕齊驅,簡化漢字、推廣普通話和制定、推行漢語拼音方案的工作也緊鑼密鼓地進行中。1956年1月,國務院通過漢字簡化方案。一個月后國務院發布關于推廣普通話的指示。1958年2月11日漢語拼音方案發布。從此以后,漢語拼音、簡化字、普通話成為中國人共同的文化財富。從解放初期到1964年,15歲以上人口的文盲率已經從80%下降到了52%,1億多人摘除了文盲的帽子。

責任編輯:陳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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